人类是万物之长吗？对于环境保护的不同看法

11月6日新语丝的开篇是一篇介绍支持水电开发和大坝建设人士“水博”的文章（文章来自云电新闻网，作者是袁晓澜。文中水博的真名叫张博庭，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学会的副秘书长），文中多次谈到，“公众被伪环保分子给骗了”，并且引用2005年方舟子考察怒江后在云南大学所做的报告“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笔者立即在网上找到方舟子的这篇文章细读，并赞同这两篇文章中的大多数观点。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两篇文章针对的都是缺乏科学论证、逻辑乏力的“伪环保反坝”的观点，那么，“真环保反坝”的观点又是什么呢？笔者在此并不敢声称自己就是“真环保反坝”人士，仅从自己学科专业的角度将某些观点加以罗列，这也符合水博所说的“如果有两种不同观点，让他们各自陈述观点，针锋相对地来说，这样更容易让公众接受些”。

首先，本人的专业基础是经济学和伦理学。在前面提到的方舟子的文章中，他质疑一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以北大经济学毕业的学术背景谈论环保问题。笔者非常赞同方老师对他的某些观点的批评（当然笔者也仅从方文中了解了一些薛的言论，并不一定全面），也深以为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同仁要向以方老师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的批判、实证和逻辑精神，否则自己的观点就会弱不禁风。但是，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角度也可以对环保问题发表意见，因为环境在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是一种公共物品，也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是万物之长吗？这是伦理学中探讨的一个问题。水博认为，“环保的目的是为了人，保护大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发展，如果有人声称保护大自然的目的是为了大自然本身，那他自己就不该吃动物吃植物，但这显然是不可能，这就是一种假环保。”这一观点尽管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也是值得认真商榷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将自然视为可以加以控制和操纵使之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观点（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359页）。姑且不论确实有许多素食主义者，即使可以吃动物，但现在人类道德伦理的进步也使得许多人认为，在屠宰动物时应当以人道的方式进行。主张素食主义者毫无疑问是少数，但是，经济学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伦理学的自由主义理论都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并非一个毫无疑问的决策规则，尤其在那些涉及到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更是如此。吃素吃荤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在未来，随着科学对自然系统万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的加深，吃素吃荤未必不会变成一件关系人类存亡的大事（这个观点扯的太遥远了，方老师肯定要反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老鼠、蚊子等毫无疑问是害虫害兽，但从自然的角度讲，他们未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针对水博的人类中心主义，瑞典生态学家Arne Naese提出了一种“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理论，他认为，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各种物种和元素构成的高度复杂的系统。自然寻求所有子系统间的均衡，一个领域中的任何干扰力量都可能产生广泛的、不可预期的影响。环境恶化是产生于启蒙运动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造成的，这种世界观将自然视为应该为了人类目的而可以加以操纵的事物（这种操纵同我们中国人熟知的“人定胜天”的口号多么相似，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深生态学提出了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然观：人类只是大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有责任以尊敬和谦卑的态度对待自然，并且将环境保护置于消费和经济增长之上。深生态理论认为应该赋予所有物种以平等的权利，包括动物、昆虫、植物，一些更极端的深生态主义者甚至认为无生命的泥土、沙石、山脉也应被包括进来。深生态主义者同普通的自由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存在分歧，自由环保主义者主张保护自然是为了使世界对人类更有用，其实质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水博、还有一些科学家，如何祚庥、方舟子等可能都属于这一类自由环保主义者），而深生态主义者则认为世间万物同人类有着同样存在的权利。毫无疑问，持深生态观念的环保人士同水博和方老师在内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分歧不是某个论据的正确与否，而是价值观的根本不同。

从深生态主义论者同自由环保论者之间的分歧也可以看出伦理学同科学之间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方老师等科学家的某些观点被指斥为“科学主义”的原因。科学在一定意义上等于理性，所以上面水博的文章中谈到他“善于理性思考”，科学家以自己能够进行理性思考为骄傲。“他现在是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水电建设”，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别的观点（可能包括深生态理论）不科学。但对于我们搞经济学、伦理学、哲学的人而言，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理性不及”的区域，尤其是在关系到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哪种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是否应该允许同性恋、如何进行环保等——承认人类理性的不足，保守一点，未尝不好。在这个理性不及的领域，不能用所谓的“科学”、“理性”压人。在人类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灾难，如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的尝试不都是以理性、科学为依据的吗（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别的社会不科学）？当然，科学和哲学也并非不可通约，如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能够更加可靠地证明世间万物的因果联系（如何证明更加可靠？当前的科学具有这种能力吗？），如修建大坝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的未来到底有怎样的影响，那么他们的分歧可能会减少。在当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的前提下，他们的争论就只能是一种价值观的争论。

其次，水博一文也谈到，“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有弊，关键是看利多还是弊多”。这种说法是典型的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项目，包括怒江大坝，利大于弊，就应该上马。然而这种决策方法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怒江大坝、三峡工程这类项目的利主要是发电、防洪、航运等看得见的利，而它们的弊是看不见的长远的生态、环保等损失。经济学中现在有一种理论，非市场资源理论（nonmarket resource）。环境、生物、文化等物品是一种非市场资源，它们的价值除了经济价值以外，还有存在价值，这种存在价值是无法在市场上充分估价出来的。三峡工程沿岸淹没的文化遗迹，它们的价值是多少？你不考虑这些文化的价值，那么三峡工程就是利大于弊，但是，如果考虑这些文化的价值，那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本人是研究经济学的，曾经深深地敬佩市场在繁荣物质生活方面的力量，但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局限，这种局限不仅仅是经济学里面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而是更根本的市场在伦理方面的局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这种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深深地渗入到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中，包括水博。经济和市场需要一个坚实的伦理学基础，而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缺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宗教、传统的制动，因此导致了当前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这种道德沦丧的表现之一就是用市场和货币来估价一切本不应该由它们来估价的东西，如肉体、道德、灵魂、正义等等。经济学是典型的价值一元论（value monism），即它将一切事物折换成市场价值来进行比较（trade off）。然而，还有一种伦理学观点是多元价值论（value pluralism），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他们之间是不能折算的。试问，西藏文化、朋友亲情价值多少呢？

第三，毫无疑问，大坝的最大好处就是发电，以及替代化石能源减少污染排放。能源电力短缺确实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桎梏，水博等大坝支持派也以此为自己最重要的论据。事实上，增加能源供给确实是一种缓解能源短缺的方法，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修建大坝是一种增加能源供给的方法，但是，当前能源、交通领域还有另一种从需求的角度缓解短缺的方法，即需求侧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前一段时间在新语丝上讨论的为应对奥运会北京实施的车辆分单双号行驶就是在交通领域实施的DSM。应当看到，一方面能源严重短缺，但另一方面在使用的环节，能源的浪费却非常严重，例如大量的由公共财政承担电费的公共建筑，其中的能源浪费是惊人的。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准确核算的问题，到底通过需求侧管理能够节约多少能源？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毫无疑问，政府以及水博等挺坝派在这一方面的观念是有待更新的。花费巨资的南水北调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愿意花5000多个亿去建设这样一个前途未卜、充满巨大风险的项目，如果将这笔资金用于需求侧管理，改变人们的用能习惯，这里面的效益将会是多大呢？

最后，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一点感想。在现代民主社会，利益集团的力量是强大的。水博作为中国水利水电学会的副秘书长，其观点可能要维护水利水电行业的利益。由该学会出资邀请何祚庥、陆佑楣、司马南、方舟子、张博庭等人参加的怒江考察团，其观点也有可能受到出资方的影响。当然，我从阅读方舟子老师的《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的演讲辞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高尚人格、道德良心的学者，是我辈学人的榜样。但是，谁能保证每个人都是他那样不受自身所处的利益集团的干扰，完全从客观事实出发进行发言的呢？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中立的平台，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在上面出现，因此，非常感谢新语丝。